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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扣小说网 > 现代文学 > 火与冰 作者:余杰 | 书号:12915 时间:2015/5/19 字数:18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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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的知识分子 昆德拉是写知识分子的高手,是写灾难中的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的高手。苏军入侵,民族文化遭到摧残,在这特定的环境中,知识分子何为?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人公托马斯是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因发表抗议文章而被秘密警察讯问。警方强迫他签署一锅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的声明,但托马斯拒绝了,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第二天,他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一样“自愿”地降到社会的最低层,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后来,托马斯在正在擦窗户的时候,发表他文章的编辑找他参加签名,呼吁官方停止 ![]() 螂方却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 托马斯意识到:思想并不能拯救性命。当初自己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托马斯知道自己救过几条命。 对方指责他“骑墙”强调说:“这是你的责任。”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托马斯最后拒绝了签名。 昆德拉凸现清醒者的困境。在欧洲文化中,困惑始于浪漫的骑士堂·古柯德。当堂·吉河德骑着瘦马冲向风车的时候, ![]() ![]() 你会笑吗?“笑”是昆德拉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又一发现。“笑”与现代如影随形,在古代和近代,大画家和大雕塑家都避免表现笑,他们认为美丽的面孔只有在凝然不动时才可以想象。 而在现代社会里,笑成为脸部特别受到喜爱的表情,这意味着缺乏意志和理智成为人的理想状态。昆德拉没有选择地选择了对“笑”的嘲笑。当然,他从不以“上帝”自居,他自己在被嘲讽之列。 《玩笑》的情节很简单,青年知识分子路德维克因为与女友开了个玩笑,被朋友泽马内免陷害,送入苦役营。归来后他为厂报复泽马内克,设计勾引其 ![]() ![]() ![]() “笑”的最高境界是幽默。什么是幽默?幽默不是情侣在草坪上的放声大笑,也不是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真正的幽默 ![]() 昆德拉对幽默的定义是:“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 ![]() ![]() 小说内外 昆德拉不仅是小说家,也是造诣 ![]() ![]() ![]() 昆德拉的小说常常“离题”他更重视“主题”而不是“故步”这与有着悠久的“讲故化’传统的中国小说迥然不同。因此,阅读昆德拉,中国读者起初都会经历一次“期待视野”严重受挫的过程。怎么故壮刚讲了一半,主人公刚刚出场,又笔锋一转,从容不迫地讲起另一个人物的故事来?其实,这种表面的松散,却是骨子里的致密。昆德拉认为,什么地方小说放弃了它的主题并 ![]() 由于昆德拉深味音乐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 ![]() ![]() 小说技巧,并非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技巧。高超的技巧,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美学修养为底子的,而这正是中国作家所缺乏、也最难于弥补的。他们在编故书的本领上,可能比昆德拉高明;但在整合艺术与思想时,则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只能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他们的小说至多也就是“故事”而已。昆德拉却把主题隐藏在高妙的技巧之中,《生活在别处》是关于“媚俗”的主题,《不朽》是关于“历史”的主题,而《缓慢》则是关于“速度”的主题,像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 ![]() 理解80年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昆德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能对异国他乡产生如许的影响力,充分说明了昆德拉的价值。 的确,小说如世人,正如面包一样不可或缺。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 ![]()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七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 ![]() ![]() ![]()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四百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三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 ![]() ![]() ![]() ![]()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骂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着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七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许就 ![]() ![]()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 ![]() ![]() ![]()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开放改革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这个学生后来表示,当时所提的问题只是大家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却并非自己认为最感兴趣的问题。他坦白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熟悉美国许多摇滚乐队,如同熟悉他的广告专业术语。“如果有时间,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样,问问克林顿,他最喜爱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之下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动放弃说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样的人是最可 ![]() 梁山鹰同学有什么样的理由认为他在大会上所提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他经过怎样的统计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使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关心,为什么就不能问自己的问题呢?老想充当大众的代表和代言人,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个连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够代表谁呢?这种“代表”是虚幻的代表。 接着我们来分析梁山鹰所提问题本身的矛盾和混乱。首先,中国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一直仅仅是游离体,像油浮在水面一样,并没有被中国真正地 ![]() ![]() ![]() 其次,强迫别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是因为美国已经民主、富强到了非让我们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国对我们的了解,确实远远没有我们对美国的了解那么多,这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让美国必须深刻了解我们的程度。关键在于,我们得从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来了解你的,那时候,用鞭子 ![]() ![]() 第三,梁山鹰很轻率地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对年的中国,但是就能够忘却文革的中国吗?了解中国,当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国,但更加广表的农村就能够抹掉吗? 梁同学很轻松地谈到文革。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为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对文革已经极其陌生了。第一 ![]() ![]() 再就是关于农村的问题,张艺谋等导演所拍摄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在海外获奖,国内就有人表示谴责,谴责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谴责他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落后和愚昧。然而,谴责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村是不是这样落后和愚昧?稍微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农村比电影里所表现的还要落后与愚昧。农村的苦难不是梁同学这样整天喝着可口可乐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农村是中国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农村呢?在梁同学的叙述语气里,仿佛农村与中国无关,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是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台湾问题。问问题的方式是咄咄 ![]()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一个问题。这是地质系学生段玉棋提的:“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伪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听到这样的问题后,面 ![]() ![]() ![]() 这时,克林顿表现出大国领袖的风范来,他从容地回答说:“要是我有遏制中国的意思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他谈到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选择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国也如此。而美国的政策是:“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学的说话的方式让人极其不舒服。这种叙述,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来。斩钉截铁、不容对方有回旋的余地。将对方 ![]() ![]() ![]() 第四个问题是问高等教育对未来的意义以及克林顿对中美两国青年的期望。 第五个问题的恶劣程度直追第三个问题。提问的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刘丽娜。她的问题使会场的气氛再次变热:“老实说,中美两国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议题确有歧见。您非常骄傲地回顾了美国贯彻民主、自由的历史,同时也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 ![]() ![]() 这位女同学的言谈是 ![]() ![]() 其实,克林顿在演讲中已经检讨了美国的民主历程:“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 ![]() 克林顿回答刘丽娜的问题时继续说:“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应该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向理想迈进。” 女发言人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阐述官方的观点。她不知道什么是提问。不知道怎么提问。这就是北大学生的素质,能不让人失望吗?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桶。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 ![]()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桶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 ![]() 蔡元培先生的话,前提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并不伟大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些甚至是 ![]() 马捕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 ![]() 最后一个学生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美国经济的,一个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克林顿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 ![]() ![]()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 ![]() ![]()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参加出国试考,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七名学生中,有五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他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 ![]()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 ![]() ![]() ![]()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孤独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本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 ![]() ![]()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了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 ![]() 是的,谁理解他呢? 1917年1月4 ![]()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 ![]() 1917年12月17 ![]() ![]() ![]()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 ![]() ![]() ![]() ![]()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 ![]()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魁先生在枯难与风 ![]() ![]() ![]() ![]() 新 ![]() ![]()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强调说:“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 ![]() ![]() ![]() ![]()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1917年1月9 ![]() ![]()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 ![]()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 ![]() 蔡元培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 ![]() ![]() ![]()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20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 ![]()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 ![]() ![]() ![]() ![]() ![]() ![]() ![]()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辉煌的北大只有他执掌的时候存在。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 1949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官方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 ![]() ![]() ![]()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客走上讲台,恰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文中也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20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 ![]() 同样,蒋梦鳞先生在《洒 ![]() ![]() ![]() ![]() ![]()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道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 ![]() ![]() ![]() ![]() ![]()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处在社会当中,怎样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挑花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这种关怀超乎于任何 ![]() ![]()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1918年,蔡元培为学生刊物《国民杂志》撰稿时写道:“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渔扬的观点。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爱国热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部分社会中坚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种爱国情 ![]() 在1920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子受了这种感触,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干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知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 ![]() 20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1940年3月5 ![]()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1949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1989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 ![]() ![]() ![]() 而蔡元培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 Www.NkOu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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