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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扣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 书号:12856 时间:2015/5/14 字数:11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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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 ![]() 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EdwardSapir:《语言论》 其一 说得真好,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一度与它一起称雄于世的其它古代语言大多已经风化、干缩,唯有它,竟历久不衰,陪伴着这颗星球上最拥挤的人种,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这种声音,就是这种语汇,就是这种腔调,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来,从李白杜甫苏东坡嘴里哼出来,响起在 ![]() ![]()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让人 ![]() 我揣想最早进出山门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听到 ![]() ![]() ![]() ![]() “云带雨, ![]() ![]() ![]() ![]() 这竟然出自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笔!他叫李殉,在唐代诗歌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从这几句便足可看出,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潇潇洒洒地请一位波斯大酋长代表中国出使东罗马,请一位日本人担任唐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秘书监),科举试考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考上了称作“宾贡进土”也能在朝廷担任官职。这些外国人当然都讲华语,都在一种无形强磁波的统摄下,不必深加防范的。在这种情况下,华语对于别种语言,不太平等。 抱着极平等的心态深入往返于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或许应首推玄奘。他如此艰辛地走啊走,为的是走出实在太辽阔也太强大的华语文化圈。但是,无论是他的出去还是回来,他对华语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点儿厚此薄彼的倾向,在他的脚下和笔下,两种语言文化只有互补 ![]() ![]() ![]() 到得明清时期,华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会出现玄类那样的安详气韵了。不管是欧洲传教士的纷至沓来还是中国文人的厕身洋务,心情都有点怪异, ![]() ![]()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母亲常常更让儿女们眷恋,于是,就从华语在国际交往中逐渐不大景气的时候开始,在中国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种“恋母情结”产生了。当然并不能与OedinusCornplex(俄狄浦斯情结)完全等同,但那种隐潜,那种焦虑,那种捧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种有时自惭形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 ![]() 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 ![]() ![]() 其二 ![]() 采访结束了,记者说:“您知道我们是华文报,因此要请教您的华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没有华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干脆。 记者有点犯难:把一个写明是华人的采访对象称作杰克逊或麦克斯韦尔之类,毕竟有点下不了手。采访对象看出了记者的顾虑,宽慰地说:“那你就随便给我写一个吧!” 这种经常发生的对话是如此平静,但实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庙、宗乡会馆柱倾梁塌。时间并不遥远,那些从福建、广东等地漂流来的中国人登陆了,在家乡,隔一道山就变一种口音,到了南洋,与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一羼杂,某种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渐渐上升,这种自卫的凝聚是一种多层构建,最大一个圈圈出了全体华人,然后是省份、县邑、宗族、姓氏,一层层分解,每一层都与语言口音有关。不知经过多少次灾祸、争斗,各种地域 ![]() ![]()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涡卷起一种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那一圈圈、一层层的自卫、凝聚构建一古脑儿软化了,把那一些由故乡的山梁承载的、由破旧的木船装来的华语,留给已经不大出门的爷爷 ![]() ![]() ![]() ![]()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一个群体从学习外语到不讲母语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再进一步,从不讲母语到遗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当然,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么说,我已看到了大量不争的事实:语言的转换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斩断 ![]() 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这个话剧,确实是以“话”作为出发点的。一个三代同处的家庭,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因此,每两代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感上的重大剥落。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文章,可能还比较经得起一次次的翻译转换,越是关乎世俗人情、家庭伦理的日常口语,越是无奈。结果,观众们看到的是,就在一个屋顶之下,就在一个血统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人与人的隔阂是那样难于逾越。小小的家庭变得山高水远,观众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泪。 无数家庭都在经历着的这类文化悲剧,人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恨恨地骂几句“数典忘祖”;完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拿新加坡来说,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年轻国家快速推入现代国际市场,就必然要强悍地改换一套思维方式和节奏方式,那么,没有比改换一种语言氛围更能透彻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了,因为语言连带着一个整体 ![]() ![]() ![]() 我认识一位 ![]() ![]() ![]() ![]() ![]() ![]() 这种痛苦早就有过,而且都已老化为沉默。我想『牛车水”这个地名就是这样的沉默物。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语言硬块,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现代闹市间。据说新加坡开发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华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盘车从井里打水,然后又驱赶着牛车到各地卖水。每天清晨,这座四面环海却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来了,来自各国的漂泊者们都竖起耳朵期待着一种声音。木轮牛车缓缓地碾在街石上,终于传来一个极其珍贵的字眼: 水…! 当然是华语,那么婉转,那么回 ![]() 如今,牛车水一带街道的旧屋门口,有时还能看到一些闲坐着的古稀老人。也许他们呵出过太多的水气,干瘪了,只剩下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眼前,是他们呵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间,他们已成了陌生人。 看着他们木然的神情,我总会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论的含义,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 ![]() ![]() 其三 英语里的billio ![]() ![]()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在李白的名字下请中国文人显然是合适的,但为什么要请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来。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地道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茶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演员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演员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员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 ![]()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地道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 ![]()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沈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 ![]()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50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参加当时正巧召开着的世界华文教育会议的好几位其它国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适华贵可以想象,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客人与主人一样,是华人,讲华语。今天晚上在这个院子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恳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子 ![]()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 ![]()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 这些 ![]() ![]() ![]() ![]() 其四 我听很有特点的马来西亚华语,是在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华裔,马来西亚怡保市人,刚从中学毕业。瘦瘦的,静静的,眼睛清彻透明,整天埋头干活,一抬头,见有人在看他,立即脸红。这是华人传统观念中最老实本份的“乖孩子”可是无论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从马来西亚走出来一个,我十分惊奇。 KL.曾与我在同一幢楼里相邻而居。当时他正在为实践话剧团的一次演出帮忙,每天搞得很晚回来。半夜,这个高级住宅区阒寂无声,突然每个院子门口的狗都叫了起来,我知道,那是他回来了。他进门要开好几道门:花园的铁门,楼房的栅栏门,屋子的木门,以及他的房门,但他竟然可以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为的是怕惊动我。有几次我简直怀疑起刚纔狗叫的准确 ![]() ![]() ![]() 我奇怪了,晚回来是因为演出,但那么早出门又是为了什么呢? 终于有一天,他没出门,对我说,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书,层层迭迭堆在桌上、椅上、 ![]() 他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读中学时爱上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但靠着这种爱是无法在今 ![]() 临别,他细细地关照我,菜场在哪里,该坐什么车,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邮箱在何处。我只是一味地问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亲 ![]() 是的,我记起来了,几天前我在电视屏幕前听过这位政治家用缓慢的华语发表提倡华语的讲话。娴熟地讲了一辈子英语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华语,银发苍然,目光诚恳,让人感动。 但是,K.L.不一会儿又懮郁起来,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这位政治家的话,但为了儿子的现实生计,还是会要求他去日本读大学的。何况,他们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 背着一大堆华文书,背着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眷恋,他回国了。他肯定会去日本或其它国家的,但华文书太重,他走得很慢。他还不习惯出远门,不会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几乎是抱着华文书走的。他回过头来向我招手,但不愿大声地说什么,因为他对我说过,他的华语有很重的马来腔,怕别人笑话。然而他不怕别人笑他抱着行李、趿着拖鞋回国。啪哒、啪哒,他的拖鞋已踩过了国境线。 其五 那天,许多年老的新加坡华人都挤到了一个剧场中,观看一台从台湾来的相声剧,相声剧的编导是35岁的赖声川博士,获得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的毕业生,目前在台湾文化界极孚声望。他还没有到过大陆,但他的多数作品却引导观众反复品尝中华民族离异的苦涩,从而来验证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次带来的相声剧也是如此。 这样的戏,不管给海峡两岸的哪一边看,都会引起强烈回响,尽管是相声剧,观众也会以噙泪的笑声来品味“中国人”这一艰辛的课题。但是,今天这出戏是在新加坡演出,剧场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相声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最能充分表达一个社会中某些微妙的共鸣,那么,今天中国人埋藏在 ![]() ![]() ![]() 傲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懮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 ![]() 好了,终于放心了,此地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华语,我们的华语,还有控制各种海外华人的笑声的能力。谢谢新加坡!——这种感谢自然有点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欧洲观众对一台从中国搬来的传统舞蹈热烈鼓掌,我几乎想站起来向他们鞠躬一样荒诞。 赖声川先生是我的老 ![]() ![]() ![]()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坐在我身边的演员李立群先生是今夜无可置疑的明星,我对他说:“你在台上学遍了大陆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独几句上海话学得不地道。”大陆的相声演员学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见惯,说实话,我对这一招已经厌烦,但现在听台湾相声演员学来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谐谑的调侃猛地变成了凄楚的回忆、神圣的呼唤。学一种方言就像在作一种探寻,一种腔调刚出口,整个儿身心就已在那块土地间沈浸。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学不像上海话,这会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据那几句台词一句句地教开了。赖声川先生的母亲在上海住过,因而他对我的发音并不生疏,频频点着头。李立群先生从我的发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师傅,边摹仿边首肯:“是这样,师傅当年也这样说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轻一声,重一声,已经认真到了虔诚。这显然已不完全是为了演出,相声演出中的学语用不着那么标准。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昆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懮伤、海 ![]() ![]()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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